家电网－HEA.CN报道：尽管主要候补的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都有明显的短板，不足以单独替代“中国制造”，但是化整为零的格局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原WTO框架被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格局替代的方向。中国确实要做好准备应对这一新的局面，这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路透社近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再度引发外界对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关注。该消息称：苹果强烈要求将iPhone生产转出中国，因而富士康拟向印度投资10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南部的一家工厂。
富士康扑朔迷离的“印度之旅”
关于富士康扩大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苹果产能的消息并非新闻，自2018年开始就传闻不断，到了去年6月份形势更显得扑朔迷离。
去年6月有美媒报道称，富士康方面表示，其主要客户苹果如果需要迁移生产线，该公司“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在其他地方提供生产线”。此外，富士康还被曝正在扩大印度的生产规模，并考虑在越南建厂。针对这一消息，鸿海方面于6月21日正式公开回应，接班郭台铭的鸿海新掌门人刘扬伟向路透社透露，目前没有在中国大陆以外增加产能的计划。
然而到了8月份，“富士康撤离”的消息又开始冒头，而且这一次更是言之凿凿。当时的中关村在线消息称：“据报道，鸿海在印度的iPhone生产线即将在本月投产，并用于生产今年的新款iPhone产品;鸿海在印度的iPhone生产线年产量将达到100万部，这与之前报道的月产能25万部有较大的出入。”如此一番有理有据的言论，看上去手机立刻要下流水线一般。不过，迄今为止，这“100万部新款苹果”还在牛顿家的苹果树上挂着——没有落地。
但是，该来的一定会来的，至少印度方面是这么想的，而且尽全力争取。去年，印度政府更是高调宣布，富士康将在印度投资50亿美元修建工厂。今年6月，莫迪政府宣布，要吸引全球智能手机和相关零部件厂商投资印度，计划投入的奖励资金高达5000亿卢比(约465亿元人民币)。
而后《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称：几个月前，苹果高层与印度政府官员经过多次的会议和协商，讨论关于将中国20%的iPhone产能转移至印度的事情，这可给印度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制造收入。如果方案落实，5年内将给印度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很鼓舞人心。
不过，最终实锤的路透社消息“稍有不同”，是富士康三年投资10亿美元的扩建项目。就该项目现有的信息看，距离接盘“中国20%的iPhone产能”有很大的差距。
苹果、鸿海和印度政府各有心曲
回顾一年多以来富士康“印度之旅”的信息，可以看得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布局确实是有行动的，印度接盘的想法更是积极的。但是，和所有发生在印度的事情一样，动静总是闹得很大，成果总是很小。涉及印度的“大新闻”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这次还和苹果、富士康这样的产业巨头有关，情形更复杂一些。
从富士康的表态和几则最正规的消息看，在这个产业转移的布局中，位居产业链上游的苹果是真正的主导者，富士康的积极性有限。这也不难理解，富士康作为产业下游的组装代工企业，本大利微，搬家的代价实在太大。
在中国大陆布局三十多年的鸿海，不要说整个产业链搬迁，就是调整未来布局重点，都会牵扯到资本、人事、物流管理等重大事项。这对鸿海而言，挑战远远大于机遇。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要迈出这一步是很难的。
当然，富士康也有寻求新布局的内生动力。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经营环境等因素，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巅峰期已过，重庆、江苏等地的园区已经不复当年盛况。再加上疫情冲击的风险考虑，海外布局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不过，从“印度之旅”的过程来看，富士康主动求变的积极性有限，主要还是苹果身居上游的主导作用。
苹果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决心也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外部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源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中美贸易关系等政治因素。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苹果的印度布局很可能是更多地考虑到当地市场的开拓。
欧美大型企业的海外布局有一个明显的战略，那就是产能跟着市场走，产能选址紧盯该地区的市场。这几年苹果的智能手机业务在竞争对手的挤压下，全球销售增长并不理想。唯一的处女地加增长亮点在印度。
目前，苹果公司在印度的iPhone销售额15亿美元左右，印度生产份额仅占2%-3%，价值不到5亿美元。销售额和生产份额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印度的人力成本远低于中国，这么香的果果怎么能不咬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居于产业上游的关系，人力成本降低带来的利润增长空间并不会是富士康占大头，而是苹果掌握分配的主动权，比如说降价换市场。因此，苹果出于市场重点转移的考虑，也会和印度之间擦出火花。外部政治影响只是加速了他们从邂逅到热恋的过程。
印度莫迪政府深谙苹果的“习性”，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高调释出善意、做出全方位欢迎的姿态;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智能手机的关税，言下之意就是“价格并无优势的苹果不把组装厂搬来，那就可以和印度市场说拜拜了”。补贴之类的利诱未必有多少含金量，但大打关税牌的“威逼”是抓住了苹果的痛点。
因此，富士康的印度之旅得以成行，但是步调并没有外部预期的那么快。富士康的动力不大，早年传闻的50亿美元投资“大瓜”，以三年10亿美元的结果“蒂落”，说明富士康力争把“搬家成本”转移给苹果和印度政府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而“三年之约”更是意味深长，很有走一步看一步的意思。从成果看，印度这个“接盘侠”并不算成功，只能说是开始起步了。但是，后面能不能走通，是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印度存在很多短板，很难在短时期内补上。
“印度制造”替代不了“中国制造”
多年以来，印度经济的长处和短处都很明显。人力资源丰富且廉价，但基建落后、管制过度、市场化程度低下的经济运行效率不高。这都是数十年的老生常谈了。莫迪政府曾经被国外视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希望，但是结果却颇为让人失望。
莫迪政府于2014年执政至今，在印度也算是长期执政的内阁。政局稳定本该是印度经济腾飞的助力，且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时良好的经济业绩也是印度人对他寄予厚望的原因。但是，此公太能折腾，把一手好牌打烂。
莫迪的经济思路是提高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从而以政府主导的大基建推动经济的发展。为此放了两个大招:
2016年11月9日废钞令。政府宣称的目的是打击黑钱、逃税、假币等问题，莫迪宣布废除面额500及1000卢比的纸币，现有纸币必须在50天之内存入银行或兑换为新币，否则将沦为废纸。这在印度这样九成交易靠现钞的国家，等于人为搞了一次大规模通缩，对经济形成了长期的伤害。
2017年莫迪推动“商品和服务税”扫除国内各邦关税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虽然政治代价高昂，但是这一举措大胆而且有效，有力地提高了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
提高政府财政能力的目标算是初步完成了，但是相当一部分被军备扩张消耗掉了。基建提升，大半属于纸上谈兵。而强硬政策的副作用也开始爆发：宗教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荡、财政赤字攀升、通缩引起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崩盘休克。还对中国搞边境摩擦，国防支出会吃掉更多的资源。“莫迪经济学”已经没有多少施展的空间了。
莫迪施政的特点是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基建要抓、军费要涨、民生要提高、外部要威武、内部要集权。结果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部投资的举措或半途而废，或效果有限，长期困扰印度经济的短板并未得到改善。
热闹一番后，印度经济的基本情况没有多大改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长处，被基建水平低下、经济运转低效的短板对冲，整体优势很有限。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制造”接盘“中国制造”的希望并不现实。
结语：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新格局
当然，印度不可能整体接盘中国制造的结论，并不影响富士康在具体项目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毕竟印度也是泱泱大国，打造一些模范区域的能力还是有的，可能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寻求局部突破。中国不必对此过于介怀，全球化不可能是静态的，变化、转移的此消彼长都是正常的，不必对企业寻求投资洼地、开拓新市场的正常经营活动反应过度。
但是，“印度制造”无法接盘“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制造”在后疫情时代就可以高枕无忧。越南和欧洲的自贸协定签订、美加墨贸易协定生效，展现了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的新态势。一个“群狼搏虎”的全球供应链分散化时代正在开启，现在正处于各方试探的试错阶段。
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产业大转移时代就发生过，在中国没有成为这轮全球化的大赢家之前，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拉美部分国家都曾经站在了全球产业布局重点的门槛上。现在以中国为起点，全球产业布局的重构又进入了新的一轮。
尽管主要候补的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都有明显的短板，不足以单独替代“中国制造”，但是化整为零的格局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原WTO框架被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格局替代的方向。中国确实要做好准备应对这一新的局面，这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这一新格局中，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印度，也不是美国，更不是苹果、富士康这些企业，而是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宽松的市场机制，实现制造业大国到经济强国的最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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